怎样相信就怎样生活

文/李河

      现代人已经很难体会故事对于早期人类来说是何等重要。在当今这个除了科学还是科学的世界上,人们觉得故事无非是哄逗孩子、供人娱乐的闲话,它们是“编”出来的,听起来不能当真。
      早期民族的故事确实有大量的虚构成分,它们说天地是由神开辟的,万物中都藏着一个或正或邪、或男或女的精灵,世界和人的生活都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所以现代人又把这些故事称为“神话”。
      然而古人决不认为这些“听说”的东西都是编造出来的。人作为文化动物有一个特点:怎么相信就怎么生活!比如,中国古代巴族人相信自己的祖先是老虎,他们便用图腾符号把老虎的形象供奉起来,并规定了一套只许崇拜不许亵渎的原始宗教仪式和禁忌。印度人将牛视若神明,因为早在几千年前,他们就相信太阳神湿婆(Siva)是一头金光四射的大牛。这些当然都是迷信,但他们就是这么生活的!
      中国甲骨文中的“巫”、“舞”和“无”三字是相通的。“巫”是专靠跳舞降神的人(今称“跳大神”),“舞”是一套具有神秘意味的象征性仪式,而“无”则可以解释为那个普通人无法看到、只有巫师可以与之对话的神灵。显然,这三个字概括了古人祭祀仪式活动的基本内涵。《左传》中说:“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这表明祭祀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是惟此惟大的事。在世界各早期民族中,“巫”(神职人员)大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而祭祀仪式往往是这些民族的盛大节日;神明更是一种让人敬畏的缺席者,一种神秘的力量。
      任何宗教都与早期的故事同源。这不仅因为在宗教经典中有大量故事,而且因为“听说”是上帝或神灵与一般信徒交流的唯一手段。
      在许多宗教中,上帝或神都是“不立文字”的。他们或者“现身说法”,或者只是“拈花一笑”,让别人去猜想他们的意思。那些被后人视为至上教义的“经书”实际上是由许多听说者记录下来的,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圣人作,贤者述”。《圣地》和佛经是这样形成的,中国儒家尊崇的《论语》和《孟子》也是这样形成的。或许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道教的第一经典《道德经》。据说它是由老子亲自撰写的。不过我们从《史记》记载的传说中获悉,老子写《道德经》实在出于不得已:传说老子一生本无著述,退体后骑上表牛准备西出函谷关到昆仑山隐居起来,谁知守关的将军尹喜生怕他把一肚子学问带到坟墓里去所以逼着他写下5000字的《道德经》后才开关放行。
      普通人没有资格直接跟上帝对话,所以神与人之间要有个传达者。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就有一个叫赫尔墨斯的信使,他的任务就是向世人传达神的旨意。佛教经典《金则经》的记载者开篇便说:“如是我闻。”据说这是佛祖定的规矩,让人们通过“听说”使佛理“万代古今传”。《旧约》中的历代先知宣称,上帝耶和华总是和他们单独会面,给他们预言和训示,再由他们把听到的东西说给其他人听。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相传曾在山洞中听安拉(上帝)宣讲教义,由此形成了《可兰经》。你瞧,“听说”的传统在宗教中多么重要!
      上帝是说者,先知、巫师、祭司、门徒、神使是聆听者,普通人是听说者,这几乎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然而,上帝的信使不是录音机,而神的话语又往往是模棱两可的预言或密语,这就给普通人带来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理解神的意思呢?正是从这里,理解和解释成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宗教对“理解”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处理办法。基督教早期有一个叫奥古斯丁的神父,他说:“相信才能理解。”这很有点像中国的气功或算命先生所说的话:“心诚则灵。”显然,宗教特别强调信仰的力量。
      现代科学坚持相反的观念:“理解才能相信。”许多崇尚科学的思想家对“虚构”的东西常嗤之以鼻。他们说神话中的许多语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表棕的东西纯属子虚乌有。从科学的观点看来,这个说法是真理。但从人类文化史看来,这个说法就不那么全面了。历史告诉我们:虚构的东西可能对人类生活产生着实在影响!因此,“上帝”、“命运”、“无”这类语词虽然不像“灯泡”、“铅笔”那样有一个真真切切的指示对象,但却通过“听说”对人产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此外,传说、神话和宗教是人类艺术取之不尽的宝藏。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从它们之中获得灵感、素材和意象。一旦现代人把这种文化宝藏抛弃,他们就只有像消费一次性快餐那样去听某些絮絮叨叨的流行歌曲,去看热闹得令人感到乏味的武打片。也许正因为这样,诗人在今天的世界上或者特别庸俗,或者特别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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